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
使历史学科理论化，
治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路径，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意识的无产阶级政党，极为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和推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审视自己走过的道路，并将其作为理论创新之源。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理论创新能力是同这种深厚的历史意识紧密相连的。每一次系统、深入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都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宝贵品质，得益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治史以明理。扎根于对唯物史观的掌握，使其深厚的历史意识升华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这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重要的动力，也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意识首先体现在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并能够使其总结同科学理论的运用、检验和创新结合起来，在百年的进程中，形成了与伟大的时代进程相适应的、系统宏观的历史审视基础上的理论升华，三大历史决议就是典型的体现。
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恩格斯简直是极为精彩地先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成长过程。百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也是百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史”与“论”的携手、党的成长与理论飞跃的交融，中国革命给了无与伦比的生动演绎。中国共产党就是按照“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来认识和发展理论的。百年进程中的三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极为深刻地反映了党在认识自己革命历史、揭示其客观规律中的成长。这些理论的飞跃建立在对过往的实践进行全面系统、实事求是的审视和解读之上，三个历史决议能够联动三大飞跃就是最好的例证。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诞生，就扎根在对自己历史的深刻反思之中，并同理论的深化、飞跃联系在一起。《决议》开头既开宗明义也一锤定音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2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四年后，总结经验教训对自己理论指导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定位。中国是一个不同于西欧的典型东方落后国家，马克思就曾经警告，不要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如果那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3然而，探讨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道路并不容易，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正如党在其后的决议中指出的：“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4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对历史的分析、对错误的反思基础上成长的。毛泽东最早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评这种倾向，并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5针锋相对地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5到延安整风时期，他的批评更加犀利：“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6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理论水平的一次历史性、整体性升华，第一个历史决议就是这一升华的庄重记录，实现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同。紧接着的中共七大，在“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表达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地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庄严地写入党章：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
第二个历史决议同样具有这样鲜明特质，再次建构起历史的理论叙事，并且历史分析的理论升华更加突出。第一次精辟地归纳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认为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4如果说第一个决议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的话，第二个决议则完成了这一伟大成果的历史性定位。这对于经历了文革磨难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新开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个历史决议对理论创新的推动更加主动，它以新的伟大觉醒去开启再次飞跃的新纪元：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4如果说，第一个历史决议是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那么，第二个历史决议则更加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面临着新的发展、也必须有新的发展。所以，这一决议高度评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新进程，高度评价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引导下从“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7。这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进程。
第二个历史决议沿着此前开创的历史理论叙事先河继续推进，意味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宝贵的传统，即不断地在审视、研究自己的实践和历史中升华理论，这毫无疑问也确立起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巨大优势。
第三个决议是历史理论叙事更加成熟的演进，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解读出历史的逻辑，更加彻底地贯彻中国共产党这一独特的优良传统，更加充分地发挥这一巨大优势。
充分展现大历史观是第三个决议的鲜明特点。不是简单地从年代上对接前两个决议，而是展开百年的恢宏视野，更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照和人类文明大进程的坐标，以此来抽象大历史的逻辑。十条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大气磅礴，一方面具有十分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另一方面因为大历史观的透视又使其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规律。
第三个决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具体关联具有一个新特色，即本身构成飞跃中的重要环节。该决议不仅揭示和阐述了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而且对其成果予以了新的归纳。在党的十九大“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第三个决议用“十个明确”予以新概括。这不是“八个明确”一般性的补充完善，而是对这一飞跃成果新的系统概括，即不再是“八”和“十四”的“分列式”,而是一个“综合式”了。决议处在新飞跃成果继续发展完善的进程中，它对这一成果的归纳和阐释必然是这一飞跃重要的历史形态。
二、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意识，也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一种治学精神，它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养育，使历史学科理论化，承载更科学的“道义”。治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路径。
中国共产党深刻的历史意识，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养育出的时代精神之花。从历史中总结出人生的哲理、总结出治国理政的规律，是中华民族很早就确立起的宝贵传统。“经”和“史”在中国文化中最初就是融为一体的，其后的区分不是将其分离，而是用统一的宗旨厘清其不同的治学方法而已。正所谓“经史不分”“六经皆史”,是分而不离的“经以载道，史以翼经”。
中国的“经学”和“史学”均在春秋之际开始系统化确立。孔子整理《春秋》是两者最初共同成长的代表。《春秋》本是记载鲁国历史，但孔子却把它修成了“经”,由此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这也是孔子的本意，即：“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8孔子就是要讲“道”,但不空发议论，而是通过讲“史”来论“道”。这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春秋》开始确立了史学重要的传统，即将其作为治国理政之学。《左传》承袭《春秋》的主旨，沿着《春秋》的初心撰写历史，尽管它开创了中国编年体史书的先河，对其后史学的发展影响巨大，但主要是被推崇为“经”,列入儒家十三经之一，却直到清代也还不在官方认定的二十四史之内。
从更大的历史视野看，这是中国轴心时代政治思想基础性奠基、系统化形成时期，中国最终形成与西方不同的伦理政治的两千多年传统，史学与政治之间的这种内在关联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求之于史而非求之于神，基本排除了宗教对国家治理的干扰，体现了中国政治和治理的鲜明特色，中国史学在其中的作用十分凸显。从先秦开始，中国政治思想的宏论、大家，往往都有很深的“史”的内涵和底蕴。汉初的贾谊撰《过秦论》,是极为典型的以史论政，并由此确立了这类中国政治学说的范式。
就是这一历史时期，既养育出中国政治深刻的历史意识，也赋予了中国史学“载道”之使命。司马迁撰写《史记》,是“史家之绝唱”,其“绝”尤其体现在著史的思想主旨。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9正如梁启超所说：“其作《史记》盖窃比《春秋》”。10与《史记》并称为中国史学双壁的《资治通鉴》也深刻体现这一思想主旨。司马光自己编纂的《通志》,深受宋神宗赞许，不仅亲自为之写序，并亲自为之更名：“《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为该书概括其主旨和特点；“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于后世者也。”11
到唐宋之际，中华民族已经铸就出了比较成熟的历史意识，有了比较宏大的历史观。唐太宗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朱熹的“读史当观其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12就是其典型的体现。中华民族的这种史学特点、这种大历史观的确是无与伦比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13黑格尔也在《历史哲学》中感叹地评价：“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14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人，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是其集中的体现，并予以新的时代升华。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程中，历史意识的宝贵基因有两个革命性的成长，即从中国历史到世界历史大视野意识的形成和确立；从被动的、直观的历史认识和总结，到对具有历史主动性的社会实践和革命实践的审视和研究——最终牵动的是中华民族思想武器质的飞跃。
从第一个革命性成长来看，中华民族深刻的历史意识为学习和对接唯物史观“世界历史”的思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人的睁开眼睛看世界是历史观的升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优秀的知识分子，均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厚的积淀，继而又开拓宽广的世界眼光。《新青年》一个极为鲜明的特点就是其世界视野，从创刊起就发表了大量介绍西方文明的文章。陈独秀自己也在《新青年》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等文章，从世界历史的进程指出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的“旧”,阐释“欧罗巴人之所独有”的西洋文明的“新”。具有世界眼光的历史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李大钊是这样来阐释的：“这种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现了我们的世界，发现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15
比较分析是历史意识的重要方法。如果说传统中国的历史意识比较善于进行中华民族自身历史的纵向比较的话，李大钊等人则深化到世界范围内的纵横比较，这对中国思想和道路的选择极具意义。毛泽东一语中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6从十九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决定命运的选择中，深刻的历史意识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十月革命爆发不久，李大钊就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在比较中分析世界历史的大趋势，断定苏俄革命带来的“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17。随后继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同时，《新青年》专门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刊发了大量国外报道和研究苏俄革命的文章。正是李大钊所代表的这种广阔的视野和具有历史高度的分析，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才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和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论，由此翻开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历史意识第二个革命性成长意义也极其重大，即中国共产党创新了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历史意识。在掌握了唯物史观后，中国共产党把它运用到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体现出空前的历史主动性，推动了从未有过的历史巨变。然而，中国共产党人也逐渐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之行必须要有一个理论运用于实践后加以检验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问题，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阐释了这样的理论创新逻辑。其中，审视、研究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就是认识深化的强大动力，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奥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在哪里?当然“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只有正确地总结好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够正确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
蔡和森作为中国共产党研究自身历史最早的重要代表和推动者，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一个探索者。1926年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作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报告，开了中共党史著述的先河，不仅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四大”的斗争历程，并且提出了党史研究的基本命题，指出党史是党员的必修课：“同志们都是要做一个好党员，忠实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以第一必须明白自己的责任。但如何才能明白呢?那就必须亲切的深刻的知道党的历史了。”18更为重要的是，他由此而较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18
中共党史、革命史的学习研究在延安时期进入了组织化、系统化和理论化的进程。中共中央书记处1940年1月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提出学习和研究党史和革命史的任务。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号召加强历史、党史学习，亲自整理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等三部供学习的党史文献，还亲自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古今中外”研究方法，并进行了精辟的阐释，总结说这“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19这实际上是唯物史观的中国创新表达，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就是这一思想方法的宝贵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革命史的研习在规范化上有两个方面的重大进步。第一个方面是在干部教育特别是党校教育中的规范化。中共中央1954年的《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把中共党史、党的建设等五门课程规定为中共中央直属马列学院的课程。继而又在1955年《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规定》中对高级干部在职自修提出了同样要求。1956年2月，中共中央又在《关于加强初级党校工作的指示》规定要将党史与党建等教学研究室建立和健全起来。如此一些建设推动中共党史、革命史的研习上了新的台阶。第二个方面是在新中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建构中，确立起革命史党史的教学科研体系。1952年10月，有鲜明党史、革命史特色的“新民主主义论”列为全国高校三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1953年的高校教学改革，把原“新民主主义论”更名为“中国革命史”,1961年，教育部在下发《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后，又将“中国革命史”改为“中共党史”,实际上是在前者基础上更加聚焦党史。此后，中共党史课程在全国党政军民学各个教育系统相继开设。与此相适应的教材体系建设、师资力量培养、教育教学研究等都得到了较快和较好的发展，由此推动中共党史逐渐成为“显学”。总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意识扎下了更加广泛的社会根基。
三、
对历史的辨析和释读，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相生相伴，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遵循了这一基本的方法论，是唯物史观认识论的生动体现。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教科书，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长的沃土。
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意识是学习运用唯物史观的生动体现。马克思主义学说最基础的就是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认为离开了历史就没有真正的科学：“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20对人类历史做深入系统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才从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完成他们思想体系的基础性建构，所以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中说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21
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研究历史中不断实现理论的升华，实际上是唯物史观行进的基本样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走出了这样的理论之路。马克思的本科是法律，但他却对哲学感兴趣，在业余爱好驱动下做了十多万字的古希腊古罗马哲学思想史笔记，并由此而成就了他的哲学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当时就被耶拿大学法律系主任巴赫曼教授评价为“才智高超，见解透彻，学识渊博”。这毫无疑问为他其后哲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这之中的基础，就是他对哲学思想史的关注和研究。
马克思强调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人们出大力，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22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意识、历史观上起步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进程与其对历史研究的内在关联是极为珍贵的范例，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观察和透视。首先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生成了与历史的基础性联系，正如恩格斯所谈的“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从宏观上看，或者从特定的视角看，唯物史观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的大历史观。恩格斯谈到自己立足于“史”的治学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22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理论和历史是血肉相连的，观点和论断的后面，是极其深刻的历史底蕴，这也是他们超越其他学者学说的难以企及的鲜明特色。
其次是从马克思恩格斯非常经典的著述来看，都离不开对历史精辟和系统的分析。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确立和《资本论》的写作，是对经济史和经济学思想史，特别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成就精辟分析的结果。从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英国威廉·配第，到法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斯蒙第，都被详尽的描绘和深入的分析，这些直接成果恩格斯本来计划编成《资本论》第四卷，是典型的“论”中之“史”,论之史基，后被考茨基编成《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书名出版，但无论如何都是《资本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的一些经典的政论著作，实际上也是历史论著，例如《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称赞前者“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在描绘历史中揭示历史的本质：“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高明，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样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样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1《法兰西内战》毫无疑问是马克思极为重要的政治论著，也俨然是甚为生动的巴黎公社革命史著述。它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国家学说、民主政治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杰出贡献，不是理论自身的演绎，不是干巴巴的条条，而是在对巴黎公社的革命进程，乃至法国经济社会发展、阶级斗争态势考察分析基础上的升华，呈现给我们的是风云雷电的历史过往和沉淀下来的历史精华。
马克思晚年集中精力于《资本论》的撰写，在他的最后十年左右，却大量阅读了公元前1世纪初至17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各国的历史著述，并且做了十分丰富的摘录和笔记，后出版为《历史学笔记》,中文版达到545页，约180万字。在紧张的《资本论》撰写中去占用相当多精力阅读研究历史，为什么?这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法论的关键所在。对资本的深入剖析，进而对资本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阐释，需要这样的大历史观。
由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养育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对唯物史观的这一神髓有极大的亲和性。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开始就非常重视历史的研究。李大钊从思想方法的角度明确提出：“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23随着党自身历程的展开，研究党史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大历史观中的重要内容，而且越来越成为关注和研究的核心，它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融为一体，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基前进，不断创造出杰出的理论成就。这样一个十分独特的伟大进程，既绽放出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史上的奇葩，也谱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华章和时代新篇。
唯物史观具有的典型样态，可以将之称为“理论的历史叙事”或者“历史的理论表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长也越来越具有这样的特色。从蔡和森对中共党史的开拓性阐释和研究起，中共党史的学习和研究就不仅仅是“史”的问题，而是“史”加“论”的问题，是从“史”上升到“论”的样态，所以它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就在蔡和森开拓性阐释党史的这一年5月，中共中央的宣传机构向导社整理出版了《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史文集，标题就鲜明体现出“史论结合”的特点。
延安时期，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学习研究进入了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自觉、全面统一的新阶段。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正式从理论上举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帜，并且将之作为全党紧迫的使命任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4六届六中全会被毛泽东称之为“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25从组织上看，会前王稼祥传达了从共产国际带回来的重要意见，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26明确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26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和肯定。从思想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确立，开始引领全党思想理论建设的新征程，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发展和成熟。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号召全党加强学习，一方面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方面就是学习和研究自身的历史。前者是针对教条主义而言：“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27后者则强调理论的创新：“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27这两个方面是融为一体的，这样的学习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化”的内在要求，体现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深刻把握。此时恰逢苏共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这是一部对苏共、中共以及整个社会主义运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苏共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当然也予以高度重视和评价，但更重要的是强调从其革命历史中进行学习的方法。毛泽东就此指出：“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6这恰恰是同教条主义(包括苏共)针锋相对的，呼应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
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共党史和革命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特别地强调历史和规律的内在关联：“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28毛泽东对历史规律的深刻认识，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高超掌握。列宁简洁地将马克思主义阐释为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确立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三大框架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人赓续了这一理论的建构，并创造性地丰富了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的内容，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的生长点，形成3+1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鲜明特点和重大贡献。
这一新生长点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通过总结、审视自己的历史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除三大历史决议是典型的体现外，定期举行的党代表大会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总结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予以理论的升华。在无产阶级政党中，能够始终适应时代的诉求，保持理论的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应该是首屈一指的；而在党代会的筹备中，花如此巨大的精力来审视自己走过的道路，使得每一届党代会都在理论创新上迈出一大步，这应该也是独树一帜的。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只有这样，党的思想理论才能引导和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29习近平很生动地阐释了历史对理论建设意义：“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30我们完全能够从中国共产党这种极为深刻的历史意识中，领悟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当代马克思主义成长的丰厚基础。